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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晔《后汉书》史论的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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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晔对于自己所作的史论,十分自信。
他自我评价说:
既造《后汉》,转得统绪,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,殆少可意者。
班氏最有高名,即任情无例,不可甲乙辨。
后赞于理近无所得,唯志可推耳。
博赡不可及之,整理未必愧也。
吾杂传论,皆有精意深旨,既有裁味,故约其词句。
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“六夷”
诸序论,笔势纵放,实天下之奇作。
其中合者,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。
尝共比方班氏所作,非但不愧之而已。
他还认为: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,殆无一字空设,奇变不穷,同合异体,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”
[1]一个史家,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誉来评论本人的史记,在中国史学上实属罕见。
范晔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。
一是范晔在史学上明确地提出了“著述及评论”
这样的概念,把“著述”
与“评论”
并列地提出来,这是第一次,显示出他对于“评论”
的重视。
二是作为皇朝史来说,《汉书》在当时“最有高名”
,影响甚大,范晔著史撰论,都以其为参照,为“比方”
。
三是贾谊的《过秦论》是范晔心目中史论的典范,故以其自况。
近年来,关于范晔史论的研究,屡有论文面世[2],读后颇多启发。
本文所论,或有异同,祈望读者和同好予以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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