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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政治喜欢大而化之,官不必廉,法不必密,公道不必强求。
归根结底,国政只是家政的延伸,而家政的要领正所谓“不瘖不聋,不成姑公”
——这则民谚至少在汉代便已有了。
王夫之以汉人宗均为例,说宗均为官之时下令撤销了捕捉猛兽所用的槛阱,九江一带的虎患反而平息了。
个中原委并不难知:人与老虎相争,人当然无法取胜,而人一旦有了槛阱,就不再害怕老虎了,以致蹈危而不觉。
宗均的政令中说“江淮有猛兽,犹如北方有鸡豚”
,意思是说,猛兽是如此之多,以至于我们没办法灭绝它们。
那么,只要人们心中常存这个认识,路途中又没有槛阱为自己壮胆,也就不会轻涉险地了。
其实,为政也是一般的道理。
王夫之最后归结说,刘备和诸葛亮崇尚申韩之术,以至于蜀汉政权短祚夭折,至于包拯、海瑞那般疾恶如仇的人,是尤其不值得称道的。
(《读通鉴论》卷四)
在王夫之看来,包拯和海瑞不过是赵广汉的继承者而已,他们虽然功勋卓著,虽然赢得了万民称颂,但他们的所谓功勋仅仅是一时之功,却给世道人心造成了数百年都无法平复的伤害。
可资参照的是,北宋嘉祐三年,欧阳修继包拯之后担任开封府尹,一改包拯的刚猛作风,只是简易循理而已。
有人以包拯的榜样劝谏欧阳修,后者答道:“凡人材性不一,各有长短,只要用其所长,政务总能办好,如果强用其短,政务必定处理不好。”
欧阳修的意思是,包拯生性刚猛,所以为政适宜刚猛之道;自己生性宽和,所以为政适宜宽和之道。
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宽简之政并不比包拯的刚猛之政逊色多少,及至清嘉庆十五年,开封府署兴建二贤祠,并祀包拯、欧阳修,祠堂于东西两侧各立一块牌坊,一书“包严”
,另一书“欧宽”
,两者并美。
更加耐人寻味的是,《宋稗类钞》在叙述欧阳修以宽简继包拯之刚猛之后,特意引述了以宽简著称的宗均的一番远见卓识:“官吏若为政弘厚,即便贪污放纵也不会有多大害处,而苛察之人自身虽然廉洁,但对待百姓难免狡黠刻薄。”
对于宗均的这个看法,“识者以为确论”
。
(《宋稗类钞》卷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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