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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独秀与“五四”
后《新青年》的转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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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五四”
,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一方面,大家都以1919年的学生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,每逢“周年”
就发表纪念的言论;另一方面,很多人心目中的“五四运动”
,还会往前后各推移几年,是所谓“广义的五四运动”
(也有人径名为“新文化运动”
)。
实则两种“五四”
,不仅运动时间长短不同,就连其象征性的口号也各异。
[1]不过,两种“五四”
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,从研究者到媒体,大家都共同使用这两个含义其实各异的概念,而不觉其间的冲突。
这反衬出一个我们可能注意不多却实际存在的事实,即“五四”
的形象原本就不那么“一元化”
。
随着对“五四”
的研究日益增加,今人对所谓“五四研究”
本身,也新见日多。
然而“五四”
的形象,似更加扑朔迷离。
经过了长时期各种取向的解读,在一些面相愈来愈清晰的同时,也不排除被诠释者增添了不少“作雾自迷”
[2]的成分。
如今很多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“五四遗产”
甚或是否应当跳出“五四的光环”
,然而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“五四”
,不仅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,甚至连一些基本史事都还没搞清楚,仍处于一个言人人殊的状态。
“五四”
的内容和意涵本来相当丰富,有些史料相当充足的面相,研究者对其长期视而不见,实处于一种存而不论的状态;还有一些面相,却是因为史料不足征,不得不借助想象和推论,也因此而多有争议。
不论我们对其已知多少,“五四”
已是活在我们血脉中的历史;但作为历史的“五四”
,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了解。
要厘清基本史事,只能让“五四”
回归历史,而不是去辩论它的意义和性质。
从这个角度言,了解“五四”
,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。
本文要讨论的是,“五四”
时最重要的一份刊物《新青年》,在后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。
这一转向与其创始人陈独秀关联密切,然而过去由于史料不足征,使之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。
最近相关的一些书信终于出现(特别重要的是当时陈独秀给胡适的几封信)。
这些关键性的史料,对了解那一事件有直接的帮助。
谨结合当时史事,钩稽相关史料,重新探讨陈独秀与《新青年》转向的因缘脉络。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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